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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山

新闻中心 |时间:2018-11-30 15:00 |来源: 凤凰周刊2015年第26期点击:

困山

苏大江一次又一次地蹲下,为了给自己留下一个孤独的背影。

这是五月的一个周五,正是“送电影下乡”轮到A村的日子,放映地点是村口的A校操场。

天空飘着细雨,又是刚刚完成期中考试后的假期,操场上空无_人,衬得电影幕布里的人物格外孤单。

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在该校的驻校社工苏大江觉得这个场景甚是有趣,执着地摆弄着手机的白拍功能,反复折腾了几次,最终留下了自己蹲在幕布前“独自观影”的背影。

自拍后,苏大江起身“赴宴”。终于完成监考的老师们正在村里的小餐馆聚餐。餐桌上摆着十几杯满满的啤酒,菜品还没有上桌,副校长大志和来自另一座山上小学的校长阿宣已酒劲正酣。在这个群山环绕、平均海拔在2500米以上的地方,当地人酷爱饮酒以御寒。

大志的脸上挂着酒精带来的红润。看到苏大江,他用啤酒瓶子敲着桌子:“早就让你走,你为什么还不走?你在这里待越久,就耽误你越久。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成家!走!”

另一边,借着酒劲,阿宣同样赞同苏大!江的离开,意味却是截然相反:“你们这些人来了,让外面给捐这捐那,现在孩子们倒是什么都不缺了,就是不知道珍惜,不好好学习!”

大山里的学校

2012年明底,在北京接受完社工培训的苏大江第一次去A校。

此耐正是雨水充沛的季节,很多路段被大雨冲毁。苏大江坐在大巴车上,翻过数不清的山头,看着窗外头顶的山“就快塌下来”。车上乘客一次次下车,帮忙把陷在泥里的车推出来或将拦路的大石头搬开。早上九点出发,苏大江傍晚六点才到学校。

A校所在的县位于甘肃南部,当地人喜欢以县城为中点,将县城以北的地方,称为“上面”,县城以南就是“下面”,老话是:“下面就没有好地方”。因为越往“下”走,山越大、越高。A校的位置,就位于“最下面”。

五年前,从部队退役的苏大江凭着“支援西部”的梦想,报名参加了西部阳光的志愿者项目。背着从部队带出来的全套被褥和一面红旗,苏大江在西部农村教学点做了两年的支教老师。每到一个地方,苏大江会在那里竖起旗杆,教孩子们唱国歌。他觉得,如果一个学校连旗杆都没有,就“不像个样子”。

2011年,苏大江所在的支教点只剩下二十几个学生了。这个教学点繁盛时期曾会集一百多个孩子。这一年,正值“撤点并校”政策在中国实施达到顶峰之时。为了“优化农村教育资源配置”,大陆从2001年开始大规模“撤点并校”,并“以实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为突破口”,“加强西部农村初中、小学建设”,农村教学点的学生和老师逐年减少,向中心寄宿学校流动。

“驻校社工”项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意在让社工成为学校和家长之间的“沟通桥梁”,陪伴寄宿儿童成长。

A校是一所“非典型”的九年制寄宿中心学校。整个学校不过600平方米,300多个学生散居在校外的50多户民居里。直到去年,经企业捐助,学校向村民租下了村边17间汶川地震时建下的“灾后重建房”,学生们才有了相对集中的学生宿舍。只是不能改造得太好,“房子太好村民就不会再租给我们,自己去住了。”校长禾才有这样的顾虑。

去年以前,老师们住的也不是现在连片的砖墙平房,而是老鼠成灾、用报纸裱糊墙面的土房。“那皮毛亮得油光水滑,圆眼睛骨碌碌转,小细爪子是透明的”,九年级班主任黄老师形容被抓到的老鼠,恶心得五官都挤在了_一起。每到夜里,老鼠公然四处活动:桌子上,锅盖上,屋子里根本不能留食物。夜里起来看到老鼠站在地中央,四目相对,老鼠竟全无退意。

“即使它什么都不干,也会磨牙,吱吱的,”黄老师至今无法释怀。这里,就是A校。

群山包围之中,外来者的感受常常是“不可思议”:不仅是自然,也是人情。苏大江刚来学校不久,就看到一个三年级的小男孩熟练地叼着烟卷,熟练地吐着烟。家访后才知道,这个孩子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从小和爷爷一起住。房檐下,爷孙俩相对而站,爷爷拿起了烟,顺便递给孙子一根,十分自然。

山外来的人

“别害怕,再戳—下”。苏大江仰着头,看着八年级的女孩阿文站在宿舍上铺的一角,手里的笔对准房顶上塑料布下垂的鼓包,用力一戳,浑黄的泥水顺着她的胳膊汩汩下流,滴到地上的水盆里。

五月,A校接连迎来几场阴雨。学生宿舍原本瓦片稀疏的屋顶,用蓝红白相间的塑料布糊住了。雨水在塑料布积成一个个鼓包,坠了下来。

用笔将积水引流,也是苏大江临时想到的法子。女孩们雀跃了起来,上铺的孩子站起身,用手里的笔一下一下地刺向屋顶,随着“嘭”的一声,一注注的泥水向地下淌去。胆子小的女生怕泥水喷洒而出,小心翼翼地轻轻伸手戳一下屋顶,来不及抬头看是否成功就快速地缩着头后退,惹来同学的嬉笑。

每日晚上9点多,苏大江都会到学生宿舍巡走一圈。在过去宿舍飞散的时候,“一圈”需要两个小时。

夜间阴冷的山风透过没有玻璃的窗棂吹得窗帘鼓鼓的——一间初中男生的宿舍还保留着前段时间“调皮”的结果。临走时,苏大江纠正了男生们在宿舍发锈铁门上的值日生表——“舍长”被写成了“社长”。

苏大江对学生的成绩不是很执着:“他们能学多少东西,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他在A校—直坚持的“底线”是,“让孩子们的童年时光能够快乐一点”。

刚来A校的时候,苏大江没想太多:“我们也不是救世主,改变不了什么”。书本上和网络上对“社工”的定义,和现实相差太远。对于白己扮演的角色,苏大江觉得很“复杂”,有时就是“没事找事做”:在学校里建一个图书馆,组织一个校园广播站,平时去学生宿舍聊个天,宿舍里插线板坏了他帮忙给换一个。有的时候,他还会做一些心里“确实扛不过去”的额外工作:曾经有一个学生的母亲因为长期受到严重家暴,带着两个孩子逃到外地,是苏大江帮孩子做的转学。

苏大江的宿舍在最靠近教学楼的一间,和其他教工宿舍相比,这个十二平方米的四方格房间堆满了杂物:社会捐赠的物资、文娱体育用品、低龄儿童看的图画书。储物柜的深处,还藏着一大桶棒棒糖和几盒香烟,这是家访用的一一糖分给孩子,烟分给家长。

这里是除校外小卖部外,最受学生欢迎的地方。如果需要离开,苏大江常需要坚定地把孩子塞在自己手里的小手掰开,把“挂”在自己身上的孩子一个个“卸下”,嘴上反复说着“我必须要走”,才能真正走得开。

苏大江不是没有离开过。西部阳光总部缺乏人手,一直要求他回北京。今年三月底,苏大江在最后一次晚自习上和孩子告别。孩子们哭成一片,聚在苏大江的宿舍迟迟不肯离去,“好不容易才给劝回去”。

坐上离开A校班车的那一刹那,苏大江就后悔了一一“舍不得孩子”。他给负责人打电话:“我还是得把这个学期做完”。

辗转再次回到学校的苏大江,首先把课间音乐换成了“健康歌”。原本的音乐是二胡演奏曲《二泉映月》,据说是一位本地老师的最爱。苏大江刚来学校的时候,这曲子让每日的午饭变得“心里一阵一阵泛酸”。本来曲子被替换过,没想到他一离开,《二泉映月》又重新“占领”了校园。

“破坏者”?

“苏老师来了以后,开始有人捐东西了,在这以前有谁知道中国还有这么个地方?”在校长禾才的评价中,苏大江是一个“切合实际”的人,他能够体谅当地。

自苏大江以来,越来越多的山外人来到这里,却不—定能相处愉快:有志愿者到当地没有多久就悄悄离开,从此杳无音信;也有志愿者始终无法适应,和学校直接发生冲突。

被学生们背后称为“灭绝师太”的马老师,来之前表示“做好了一切心理准备”。

马老师试图在A校的数学课堂上推广自己的新教学方法,但课堂上重复上演的难堪最终让老师和学生都失去了耐心。学生不回答问题,马老师批评猛烈,甚至让学生“出去”;学生也从沉默变为起哄。

马老师是怀着巨大的愤懑离开的:“大山里的孩子一点也不像想象中的单纯、纯洁!”这是个一拍两散的结局。开学八周,马老师所带班的数学课连一章都没上完。

“如果她不来,我们校长本打算在村里聘一个代课老师的,那个时候村里的年轻人还没出去打工”,教导主任小杨同样不满意,“现在她走了,去哪里找老师?”另一边,A校邻山小学的校长阿宣,对外界的帮助同样有所选择。

去年,通过苏大江牵线,北京一家企业为阿宣学校的每个孩子捐了一本新华字典。这本字典,在酒宴上被喝醉的阿宣拿出来举例:“这本字典给学生根本没什么用,他们不看”。

“学生不缺那一本新华字典,不缺书包,不缺作业本”,阿宣不“领情”:“他们真正缺的是明亮的教室,是能教课的老师”。在经历过苦学才得以“出头”的阿宣看来,从免费上学到免费用品,得来太过容易,让老师对“珍惜”一词失去了阐释的空间。

“酒宴”的第二天,阿宣醒了酒,到苏大江的房间道歉。交谈间,还是说了心里话:“我就是怕你们长期搞下去把当地的教育搞坏了,这样下去,孩子们都不喜欢学习了。

阿宣对外来志愿者没有太好的回忆。志愿者不教课,只带着孩子做游戏。阿宣认为他们打破了师生之间的原有界限,“孩子淘气也不教育”,以至于“后来我们教育,孩子也不听话了”。这一却让长期驻校的外来者苏大江成为“代表人物”:“我不是对苏老师有看法,是对他们工作有看法。”

苏大江能够获得学生和家长的喜爱,在阿宣看来只是因为他“有时间、有精力”。学校的很多老师都在40岁上下,“上有 老下有小”,平日里除了教课根本无法照顾到孩子。

苏大江用“微妙”形容自己在学校的气氛。日常与他较亲近的是同样来自外地的年轻老师。当然,和本地老师之间也是“见面很客气”的。

然而在苏大江到学校的第一年,就听到了私下的传言。一位学生的家长告诉他:乡里的会议上,有A校的老师发言一一苏大江的到来打破了本地教育的平衡,“如果他走了’当地的教育就会好了”。

逃跑与“私奔’’

5月,A校迎来春雪。大雨夹杂着大片的雪花清洗着地面,连平时昆虫扇动翅膀的声音都听不到,刚种到地里的土豆幼苗还没来得及生长,就面临着冻死在地里的命运。

39岁的副校长大志笑着问:“你觉得我们这里天气好吗?”

1990年代,大志考上师范学校的时候,全村曾杀鸡宰羊为他庆贺。近几年来,学生却不再爱学习,家长也变了:过去本地人都走不出大山,现在,“考不上就打工”。甚至,有家长找到学校,要求班主任“不要留作业”,因为“孩子回家还要帮忙种地”。家长们对孩子的期望是:“只要能长个子,将来出去打工就好”。

就连学生自己也认为打工是一件“自由而体面”的事情。苏大江曾经在小学年龄段做过问卷,很多孩子的“理想”一栏填的就是打工。

作为八年级班主任,武老师最难的工作就是到镇上抓逃跑的孩子回来,而且不止一次。今年上半学期,武老师班上17岁的大军就试图逃到镇上打工。大军觉得打工比在学校“自由”。读书对他来讲,“越念越 差”,越来越“没有希望”。

期中考试的最后一门是地理。下午两点半考试,不到三点就有学生陆续走出考场。三点钟,大批学生从教室涌了出来。老师“拦不住”。

甚至作弊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不管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都抄”,武老师说,“如果你管得严一点,学生就直接离开考场,或者跑到其他教室去考”。

武老师曾试图在课堂上推广互动式教学,发现完全无法实现。“这里的学生学习都差,只能‘满堂灌’”,武老师说:“同一个类型的题目反复讲,还是不会做”。新课本上有很多老师难以讲解的内容,比如,什么叫“地铁”。

老师们试图解释“好好学习”的意义,却找不到有说服力的理由。“我最远也只去过兰州,说外面的世界,我也没见过”,教导主任小杨是本地人,他苦笑,“上高中就要付学费了。考个一般的大学,找不到工作,还不如提早打工的人”。

与不确定的未来相比,谈恋爱要现实得多。A校的辍学率为5%,有一部分就来自于提早“结婚”学生的贡献。

“我们这里光棍的比例高,家长担心儿子毕业后娶不上媳妇,就提前娶一个”,大志说,“女孩子通过手机、网络和外面的男孩子谈对象,走了就不回来了”。家长在得知情况后,也往往选择默许。

苏大江将A校的“恋爱成风”归结为一种无可奈何,要不要“插手”,颇为两难。谈恋爱的目的如此实际,难道要横加干涉么?

5月的一个深夜,苏大江连同武老师和副校长刚刚在各宿舍查过夜,村口一辆摩托车开着头灯快速从他们身边掠过,只留下刺耳的引擎尾音。

察觉到异样的老师们猫在校门背后,凝望着校门对面的学生宿舍,默默地等。在寒夜里的“守株待兔”很快见了效果。又一辆摩托车关了夜灯,以极其缓慢的速度溜过村口的A校,消失在小径深处。苏大江判断,这个是“侦察敌情”的。一会儿,又一辆摩托车经过,消失在村口。

没过多久,九年级女生宿舍开了门,四个女生悄悄溜了出去。

后来,老师们用手电筒照遍宿舍周边的每一个暗角,一无所获,只看到停在大山脚下的空摩托。苏大江拿着手电不断扫着山体,山上漆黑一片……

给不了的爱

期中考试过后第一天上课,即将步人50岁的王老师拿着试卷,守住黑板前的一角,讲课的声音只有前排的几个孩子能听到。其中一个是他的孙子,另一个是班上的第一名。后排的几个小姑娘爬到桌子上玩起了“你拍一,我拍一”。

大概以为和苏大江同时出现在学校的记者也是一名社工,坐在最后一排的学生小亚堵住门口不让记者离去。

“老师,你看我的手,你看我的手”,在去小亚家的路上,他一次又一次指给我看他手指碎裂发紫的指甲,这是前段时间被门挤到的伤口。

苏大江曾在交接报告上把小亚列入“持续观察”对象:这个自小失去母亲的孩子,和父亲少言寡语。哥哥去了新疆打丁,过去对小亚拳脚相加。小亚的表达方式深受其影响。他喜欢和小朋友打架,抢东西,如果别人不给甚至会把东西毁掉;另一方面,他会主动和老师道歉认错甚至下跪,为了老师不惩罚,他还会用钱去“贿赂”。

小亚的家就在A村。回家的路上,小亚很仔细地提醒:“老师,这里路陡,要小心”。路上,他淡淡地说着妈妈“生我的时候死了”。

回到家的小亚,沉默得与在学校判若两人。不经奶奶提醒,他已经开始翻箱倒-柜,找茶叶,煮水、沏茶,一次次把茶杯推过来:“老师,你喝茶”。爸爸从地里回来,小亚默默地走到屋外,挥舞着棍子和家里的小狗“小黑”玩耍。

在“建议”一栏,苏大江希望新来的社工对小亚“多一些身体接触,比如轻轻摸头、拥抱”。只是苏大江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缺的是母爱,我给不了他”。

曾经,苏大江试图要求小亚每来自己的宿舍,小亚来了几天便放弃了。而需要苏大江的孩子是全校350个学生,不只小亚一人。

拥有”陪读“父母的孩子是A校的极少数群体。大部分孩子如同四年级的小丽,要带着一年级的妹妹小雅独自在学校生活。三年级时候转到A校的小丽,每日想家,哭着给母亲打电话,母亲只能狠心不来学校看望:“开了这个头,她就永远适应不了”。一年以后,小丽可以沉稳地哄着刚来学校每日大哭的妹妹小雅睡觉。

小丽姐妹很快面临着与母亲的长久分别——年末,母亲就将前往新疆,和丈夫一起打工种西红柿。这场分别本应来得更早,只是因为母亲在山上干活时摔下山坡伤了脚踝,母女间的相处才意外延长了一年。

“这里的孩子不管是不是寄宿,在家都不怎么跟家长沟通。平时家长除了打工种地,没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关爱孩子,但每天能不能见到爸爸妈妈,始终还是不一样。”苏大江说。

苏大江定义自己的存在,是为了弥补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情感的缺失。对于低年级的孩子而言,他是家长;对于高年级的孩子而言,他是大朋友。这就是“重要他人’。

在这个如同孤岛一般的村落里,A校如同孤岛中的孤岛。就在隔壁的乡政府,从没有几个人上班,领导都待在县城不愿回来。

每到冬末,从外面打工回到村里的年轻人,无所事事,喝酒乱晃。在村边的学校就成了这些人的取乐之处,他们欺负男学生、调戏女学生。学校的老师不只一次成群结伙地出去“打流氓”。有一次,本想劝架的苏大江也忍不住出了拳头。

一个高年级的女生就是因为这件事向刚来学校的苏大江打开心门。一个村里的混混跑到女生宿舍骚扰她,被学校的老师打跑了,女生却在事后受到了警告。一句“苍蝇不叮无缝之蛋”,让女生一度辍学。

在和苏大江往来的二十封信里,苏大江只能告诉女生:“老师也会受到成长环境的局限”。

一名毕业生在写给苏大江的信里说:“老师你不用做什么,就是在那里,我们心里就很感谢了。”
 

今年7月,在A校驻守3年的苏大江终于离开。为了避免孩子们痛哭的场面,他选择了默默离开。

下一学期,还会有新的社工被派往A校。只是,社工契约一般都只有一年,新社工能待上多久,能对孩子有多好,苏大江也“不敢想”。

 

本文摘自 凤凰周刊2015年第26期,如需订阅,请点击下面链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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