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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脱钩不符合经济规律

文化、专栏、重点导读 |时间:2019-01-08 17:04 |来源:凤凰周刊点击:

中美脱钩经济规律

搞掉特朗普和搞定特朗普,两种声音在中国都颇有市场。

中美关系跌跌撞撞发展了四十年,像特朗普这般直面相怼的美国总统并不多见。两国关系走到如今这个境地,多被归因于特朗普“莽撞粗鲁,不识两国关系之大体”。于是,刚刚过去的美国中期选举,成为了一场堪比总统大选的“盛事”。府院的分离,似乎可以缚住特朗普的手脚,让他成为一个正常的总统。

对此,前中国驻美国旧金山、纽约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提出了两点担心:一、过分强调特朗普的个人作用,过分强调他的商人本性,“恐怕会耽误我们的判断”;二、过分强调精英阶层的对华强硬,忽视基层的声音,“将会错失很多宝贵的机会”。

中选后,不要期待太多政策改变

《凤凰周刊》:中期选举结局落定后,美国接下来的政策会有何变化?尤其在对世界乃至中国都影响巨大的贸易和外交政策方面?

何伟文: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主要分歧在国内,不在国外。民主党反对的是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医保、夸张的预算赤字、过分的减税,这会造成经济后劲的不足。

贸易政策方面,法律授予总统很大的权力,特朗普是在总统权力范围内行事,这跟众议院的归属没有关系,除非民主党通过立法。民主党在贸易问题上相对更加克制,可以立法限制总统施加关税或采取单边行动的权力。不过,立法必须经过参议院通过,而因为共和党在参议院占多数,且优势有所扩大,所以立法手段不太可能。因此,大的局面不会改变。在更广泛的对外政策方面,国会对总统也难有太大的限制。

民主党占众议院多数席位,更多是会得以渗透的影响力,这在外交方面也会有反应。例如民主党可能要求白宫对欧洲要客气点,要维持传统盟友关系,那么在战略上、军事上是不是重新重视北约,贸易上是不是发生一些变化?由于选举期间表态的重点都是内政问题,现在都是一种推测。我们对最近几个月事态发展需要密切关注,看看是不是有新的指向或者调整。

《凤凰周刊》:美国政治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极化的道路上前进,从占领华尔街,到茶党兴起,到这一次选举。政治极化的土壤是什么?对将来的政策影响是什么?

何伟文:理解美国的政策走向,重要的是了解其社会基础,那么就需要了解美国现在面临的几个最基础、最重要的问题。

首先是移民问题,白人人口增长慢,黑人稍快,最快的是拉丁裔。美国被拉美化不是一句口头的表述,大概到2049年,美国的纯白人会成为少数,在加州马上就是少数了。此外,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增长太快,并带来很多问题,如犯罪、就业、社会救济负担,这样看特朗普的话不是全无道理,要采取极端措施也是有基础的,修墙不是无中生有。移民这个大问题,无论是哪个党执政,不管谁当总统,都是一个长期问题。

第二个是经济问题,传统行业式微,就业下降。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关键是以什么态度来应对,正确的方法应是引导这些失业人群进行产业转移,提供再培训,同时扶持新兴产业让他们吸收更多就业。特朗普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将产业和就业拉回去,这虽然不符合经济规律,但很得这部分人心。政治不一定反映经济,甚至可以偏离经济,但最终会被经济所拉回来。但这个过程中间会造成很多政策上的对抗。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医保。过去奥巴马讲的是全民保险,比较符合民主党的价值取向。但对共和党来说,给穷人医保就会增加我的负担。现在民主党占众议院多数,对医保方面将不再会要求改革。

《凤凰周刊》:对于你所说的传统行业,特朗普能够扶植得起来么?

何伟文:传统行业的问题,他必须将其放大,放到极致,才能获得足够的政治力量。实际上,铁锈地带的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例如在特朗普实行钢铁关税后,上半年美国钢铁贸易逆差继续扩大,但就业增加了5200人;再看2012年到2017年,钢铁就业总体是没有减少的。从钢铁业的就业人数来看,在美国非农业就业人数占总数的0.2%,但这部分可以放大为全国的问题乃至国家安全问题,关键在于怎么做文章。

《凤凰周刊》:这一次中期选举中,一些农业州的选民还是支持特朗普,但此前他在总统大选中赢回来的一些钢铁州却翻蓝了。这些钢铁州是否会给未来的总统选举和贸易政策带来变数?

何伟文:这有两个原因,一是钢铁就业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二是钢铁关税征收后,成本上升,未必带来好处。以钢铁州伊利诺伊州或印第安纳州为例,假如有200万选民,其中跟钢铁直接相关的只有2万人,这2万人可能不会改变政治立场,甚至更坚定地支持他。但更大范围受到影响的上下游就会不满。

这背后是一个行业上下游不同的利益之争。比如2001年时,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要对钢铁进口征收附加税,根据不同品种征收10%-30%。小布什后来撤掉钢铁关税,让他改正的主要原因是国内的压力,码头因钢铁运输减少损失巨大,下游汽车行业受到巨大影响,算下来为了保护2万人,可能要失去20万人的就业。所以我们最后判断他的贸易政策会不会变,要看美国国内的利益发生怎样的演变。

不要把特朗普的策略简单归咎于商人作风

《凤凰周刊》:中期选举格外受关注,一部分原因是期望国会的变动能对特朗普形成一些制约。中美关系目前的困境受特朗普个人因素的影响大么?

何伟文:中美贸易的矛盾并非一日之寒,是过去几十年的累积,但被特朗普夸大为道路之争;而在手段上,特朗普完全抛弃了多边规则。所以既要看到中美经贸矛盾的共性,又要看到特朗普政府政策的个性。二者缺一不可。

我认为他这样做主要不是个人的性格使然。一些专家往往将历史变化解释为哪个个人造成的,即英雄创造历史,这是不对的。作为政客,他有这套主张,自有其社会基础,就是他的选民基础——即在全球化过程中落后了的、绝对收入下降了的人。这些人对现状不满意,他们是民主党执政时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中坚。特朗普把他们紧紧抓住了。但他走过了头,超出了界限。真理超出一步就变成谬误,他已经走到了反面。

另外,在这种不满情绪下,不但特朗普,民主党也需要一个替罪羊。这个替罪羊就是中国。特朗普对中国采取什么手段,强度到哪一步,不取决于中美潜在关系的发展,而是取决于其国内政治的需要。中选一结束,就要进入到准备2020年总统大选的时间,现在一切的考虑就是在大选中,是否有利于巩固其票仓。我们判断他的策略会怎么样,离不开这个基本点。

《凤凰周刊》:对于特朗普的贸易策略,美方倾向于有两种解读,一是战术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协议成果;另一种是战略性的,背后是美国国内要求遏制中国的需要。你认为哪一种解释更接近事实?

何伟文:首先,我认为把他的策略简单归咎于商人作风是不对的。第一,他已经不是商人;第二,房地产跟其他商业也有很大差异,商人更多讲大家都有钱赚,房地产则是零和思维,这与他提出的“美国第一”有一脉相承之处。简单地停留在商人思维去分析他,恐怕会耽误我们的判断。

到底是策略还是战略,两者都有。从战略上就定位中国为对手。中美之间本来是贸易战,现在将其归咎为社会道路社会制度的问题。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防范意识非常强。这在战略上已经定位了,贸易代表办公室在给国会的2018年总统贸易政策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贸易政策是建立在五大支柱基础上,其中一条就是通过维护经济安全来保障国家安全。

彭斯和特朗普政府贸易团队主要成员都声称,美国帮助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但中国入世后没有如美国预期的那样实行民主制度。这是个概念错位。世贸组织不是社会制度组织,只是贸易规则组织。当年中国入世谈判时,我在旧金山参加一部分辅助工作。美国官方、商界、民间的诉求中没有要求中国改变制度,他们要求的是中国降低门槛,打开市场,让美国更好的做生意。现在美国看到中国长大了,在高科技、先进制造领域威胁到美国的领先地位;中国的“一带一路”威胁到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权,这在根本上就是老大跟老二之间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也存在,但没有这么尖锐。

《凤凰周刊》:特朗普对于中美贸易,一方面在双边层面进行施压;另一方面通过重构自己的贸易网来针对中国。美国与日本、欧盟的贸易谈判将在明年1月开始,这方面会取得什么进展么?

何伟文:先看欧盟。美国要与欧盟达成协议,至少要花上几年。欧盟采取协商一致原则,只要一个国家反对,就进行不下去。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表明,各国应避免与任何拒绝遵守《巴黎气候协定》的国家签署贸易协定,而特朗普上台后退出了巴黎协定。此外,欧盟已经明确表示农业和服务业不在协议覆盖范围之内,美国国会对不包括农业和服务业的协议又不会批准,所以欧美达成协议的前景很渺茫。

即便谈成,其内容也与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相差很远。TTIP谈判耗时数年,我跟欧盟的人接触过好多次,包括他们的官员、专家都认为TTIP不可行,最后无果而终。欧盟与美国之间的分歧可能比欧盟跟中国的分歧还要大。

美国与日本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日本国内政治的需要。如果安倍会因此丢掉国内的多数支持,他退让的可能也不大。日本跟中国之间不存在这个问题,欧盟现在跟中国也很积极。特朗普想与日本与欧洲联合,共同对付中国,但能不能做到,或在多大程度上做到,是一个问题。

不应认为整个美国社会对华怀有敌意

《凤凰周刊》:很多人将美国副总统彭斯之前的讲话解读为“中美升级为新冷战”。虽然不能用当年的冷战来看现在的中美关系,但确实出现了各方面脱钩的可能性。这是不是从没出现过的情况?

何伟文:这确实是中美建交以来没有过的情况。在特朗普的团队或者智囊里面,确实有些人主张中美脱钩,脱钩的下一步就是冷战。当年美苏冷战时,美苏之间贸易很少,各走各的路。但中美之间的关系不同。冷战可能性不能排除,因为美国政府可以实行这样的政策;但脱钩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因为它由经济规律决定,不由美国政府政策决定。

从全球产业链来说,现在科技的发展使中美之间不可能做到完全脱钩。可以看到,美国领先的科技巨头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很大。欧洲公司想要做大,必须在美国有业务;美国公司要做大,必须在中国有业务,如果做不到的话,就没有办法保持领先地位,因为对于前沿技术的研发需要大量投资,中国市场就是其资金的重要基础所在。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已经深刻融入到全球的产业链中,想要脱钩也不可能。制造业仍有很多关键技术、关键元器件是需要进口的。实际上中国主要先进技术的进口,大部分来源不是美国(美国仅占三成左右),而是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从这一点来说,反而对美国的依赖没有那么高。所谓的脱钩还是少数政治家的想法,不符合经济客观规律。

《凤凰周刊》:但我们能看到,当今美国的对华态度正在发生转变,相当一部分转为敌意,不管是从民意调查还是精英阶层。

何伟文:实际上从最近一次皮尤调查来看,对中国没有敌意的美国人还是大多数,而我们往往只看到领导阶层和少数精英,就认为整个美国社会对中国有敌意。这是一种片面认识,也是英雄史观的一种反映。

我们还是要走下去,到各个州政府去,再到县里去,去看各个企业对中国到底是什么态度。加州众议院不久前全票通过决议,要求联邦政府重视中美关系。芝加哥市长率团访华,期望发展对华合作。这次进博会,美国180多家企业参展。当时我驻美工作时,中美之间在中央政府层面矛盾风波不断,但州里的情绪风平浪静,到处是积极寻求合作的声音和行动。所以我们不能下这样的判断,认为整个美国形成了对华敌意。如果根据这样的判断决定行动,就会错失很多宝贵的机遇。

《凤凰周刊》:现在令人担心的是商界。他们曾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也对中国有了很多意见。你怎么看?

何伟文:美国商界确实认为需要对中国采取行动,但他们的主要意见是在中国市场没有得到应有的公平对待,绝不是要和中国“去接触”,形成冷战态势。相反,他们非常希望加强合作,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上,美国不少跨国公司非常积极。

至于说有些跨国公司想转移出去,这种情况在中美关系很好的时候也会发生。这是因为它是按照经济规律来做的,比如耐克,最初它的工厂在韩国,之后来到福建,现在慢慢转移到了东南亚,是跟着成本变化慢慢转移的,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路线。走或者不走,根据的是公司利益,而不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根据上海美国商会10月对会员的调查,在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25%关税的情况下,74%的会员企业业务会受到影响,但只有3%的企业有迁出中国的考虑。据中国商务部公布,今年1-9月,美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同比增加了6.7%。中国美国商会的一份调查表明,60%的会员公司将中国作为其海外投资三大目的地之一,且三分之一的成员计划今年在华投资增加10%或更多。因此,关键问题在于我们需要不断扩大开放,并及时回应和解决美国在华企业的合理诉求。这方面做得好,我们就有定力,任凭风浪起伏,力保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不动摇。

来源:凤凰周刊总673期

编辑: 松雪 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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